无论具体界定如何，美国宪法解释方法的传统中对原旨主义的推崇还是显而易见的。
（四）法律的衡平：大学章程法律位阶的提升 大学自治的实现，有赖于大学章程对自治的规定。为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国家已经意现到大学的自治对于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并从目标引导及政策导向上为大学的自治创造积极的外部环境。
(6)决定考试标准与方式的自由。其次，它是一种法律方法，用以应对法律的僵化。另一种是通过作出具体的行为对特定的对象实现其管理。为克服这一内部阻力，就需要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Zhu Qingshi, De-bureaucrat Is Essential for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http://edu. cyol. com/content/2009-11/20/content2945311.htm（last visited Nov. 30, 2009). [3]深圳将立法保障南方科技大学自主权，中青在线2009年11月13日，http://zqb. cyol. Cm/content/2009-11/13/conten_t2934111. htm（最后伤问时间：2009年11月30日）。
过年来，我国大学依据《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规定，纷纷开始制定自己的章程。《高等教育法》第27条规定，申请设立高等学校的，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包括章程在内的四项基本材料。[39]参见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以下。
无论是行政主体还是公民，应当是因为尊重而遵从行政法，而不能是因为畏惧而屈从于行政法，行政法治化应当是基于合意[41]的说服而非压服过程。解决证明责任分配、法律依据、证据类型、质证方式等主要问题。[46]依靠商谈程序促成的共识，是种实质上的合意，即心服，而未必同时也是口服。通过制度化方式节减交易费用。
⑤公民行为选择因一旦偏离公共理性就会遭到行政的纠错故而不可能偏离公共理性。公共目标实现的效率要求越高，就需要越高的行政支配性。
因此，对于整个行政法效力的认可而言，四个区间内的商谈指数之间的权重差异，从高到低可按照议会立法、行政立法、司法审查和行政执法的顺序排列。[40]人们予以承认和尊重的规范标准应能代表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意志，能为大家自愿地而非强制地接受和遵循，并且，人们可以在道德论证中找到使各方达成一致的原则。尽管公共行政作为半径直接决定着行政法之圆的大小，但是，公共行政不应自我决定半径的长短，而应取决于私人选择失灵范围的大小。[38]权能是一种脆弱的依靠坚硬的排他性外壳所小心包裹起来的主体意愿，我们既可以将其视作各种权力或者权利的本质属性，也可以将其视作一种用以衡量不同权力或者权利份量轻重的一般等价物。
[12]利益，在拉丁语中的含义是在场、有份，是指主体对客体（其他人、事物或者关系）的参与（实在关联性）。管子曰：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君以令为权，[52]虽然权利与权力二者属性明显不同，但二者皆以权能为其构成要素[53]—我们将其视作一种个人或者组织依法获得的要求他人为或不为特定行为的能力。[10]行政行为在具体情况中决定臣民的权利和义务，迈耶说，行政行为的蓝本是法院的裁判。一种可接受性不高的立法不可能产生可接受性很高的行政执法和司法审查，而司法审查的权威不高和公信力不足会产生权力监督漏洞，诱发更多违法行政。
⑥裁判、监督和纠错规则。一方面，在制度安排上，行政法的平衡体现为行政与公民双方因权能持平而致法律地位总体平等。
它自上而下可以分为多个商谈层次，最表层的是合乎法律规则（即法规范的逻辑结构），然后是合乎合法性原则（包括公平、公开、公正原则，程序正当原则，权责法定原则等）、合乎比例性（比例原则）、合乎理性（包括法理、逻辑、公理、科技标准、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等）、合道德性（包括人性、人之常情、[43]道德规范）等，最深层次的是合自由性（即特定行政法制度安排和实践是否有利于改善人的自由状态）。通常而言，确定特定行政关系的交涉程度应当考虑的变量主要包括：目标本身的公共性越高，需要的行政支配性就会越大。
显然，宪法上的权力制衡是显性的，至于公民与行政之间的平衡则留待行政法去完成，而行政法上的权力制衡则变成隐性前提，解决行政与公民之间的平衡凸显出来。公民以独立主体身份参与行政法的创制、实施和适用显然对维护其正当权益诉求至关重要。[43]法律之治不能违背人之常情。就此而言，基于权能及其天然的关系属性，行政权与公民权、行政支配性与公民自主性、行政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不仅应当是交涉的，而且能够成为交涉的。[6][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王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页。有的基于合意，例如行政合同。
另一方面，四个区间内同样数量的商谈指数也具有不同份量的意义。较私法而言，公法、特别是行政法常常挪用公共利益作为正当性检讨的挡箭牌—也正因为这种规避而致其容易陷入合法性困境—事实上，公法蜕变为恶法的不良纪录不止是一种历史，恶法非法的声讨和对公法保持警惕因之而起。
二是行政法的实施具有合法性，不仅指行政行为的主体、权限、程序和内容合乎法律规定，更是指依靠开放性的行政过程保证行政决定事实上出于当事人的认可甚至合意。将适用行政法规范的法官设计成中立和独立捍卫法定权益的角色。
相应地，四个区间内的商谈结构也存在明显差异，体现在商谈动力、参与方式、论证规则、商谈效果等多个方面，可在参与商谈的广度、宽度、深度和强度的谱系中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选择行政法来调节行政与公民双方的关系，其实质就是通过在行政与公民之间配置行政权责／公民权利的方式实现公私关系的制度化，它集中体现为提出行政行为概念、并通过将其入法这一策略实现从警察国向法治国的转变。
[29] 由此可见，行政法场域中的角色是人工设计的结果而非天然如此，这恰恰彰显出行政法机制的角色塑造作用和行政法的调整功能。至此，我们基本完成了如何通过行政法塑造主体角色、引导行政法主体行为选择这个问题。图1直观地揭示了行政法利益基础的公私交融性：①在总体上，不仅公私益融为一体，公共利益成为私益蓄水池，而且各类私益也彼此相连，利益之水因不停流动和循环而成为活水，在逻辑卜不存在梗阻不畅或者短路问题。具有公信力和执行力的法治政府能够依法提供社会科学发展所需的公共物品，公众普遍具有社会公平感以及在财产和人身等方面的安全感。
不管权力是由君主行使还是山一个小团体行使，把自己当作格外贤明和善良的人就有可能是权力的最糟的看管人。大致说来，以45°线作为分界线可以将行政关系分为两大区间：左上部分属于管理类行政关系，具化为各种行政处理行为，行政支配性居于主导地位。
据此，公共利益成为各类私益的蓄水池，具有综合平衡不同代际、层次和领域人群的利益诉求的价值。二是法律手段优先于行政手段。
真正具有有效的，即具有充分意识到的和清楚的意向的行为，只能是实践中的一种边界情况。不难看出，这种以行政行为为视角、以行政权为轴心的行政法，奉行的是以公共行政为主体、以公共理性为偏好、以行政行为为唯一行动的行动逻辑。
尽管以行政权力支撑的行政支配性和公民权利支撑的公民自主性二者存在着显著差异，它集中体现为行政权可以动用国家强制，而公民权则不得不接受国家强制。三是体现程序正当理念的多种程序性权利，包括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等。各种商谈主体在商谈的启动、推进、中止、终结等各个环节上的行为选择条件和空间。[13]人们往往将行政法的利益基础归结为公益或者私益，[14]其实行政法的难题不是在公私益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因为其生命力源自公私益的交融。
不言而喻，图3与图4之间的差异，代表着因机制设计带来的进步。转引自前引[1]，哈贝马斯书，第106页。
接下来需要直面的追问是，这种基于统一行动逻辑之上的行政法产出[31]一定具有可接受性吗？这个问题已经超出场域的认知和机制的建构之外了，因为机制设计聚焦的只是公共理性的实现，但场域中的诸多行为选择却是非理性的，[32]对于感情用事或者跟着感觉走而言，以理性作为指针的机制设计方法就会失灵。显然，公共行政为此要履行的职能既区别于与公民权利1对应的消极行政的职责，也区别于与公民守法义务对应的行使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2相对应的是要依靠积极行政来提供公共服务的行政职责2[*]。
要实现行政法治目标，不仅要建构一元多样的混合法体系，还要与道德、公序良俗等其他社会规范达成默契、形成合力。参见前引[18]，韦伯书，第26页。